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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百语－－星云大师

同成佛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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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百语－－星云大师

自　序

经常有人问我：「请给我一句话作为座右铭，好吗？」我一向满人所愿，就这样「一句话」、「一句话」，一生之中不知给了多少人多少个「一句话」。我深深感到：给人「一句话」很容易，但如何让对方受用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像六祖惠能大师本来只是一名樵夫，因为听到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之后，若有所悟，所以寻师访道，后来在五祖弘忍大师座下舂米八月，开悟见性；丹霞禅师原本要进京赶考，因为听到一句「选官不如选佛」的话而出家学佛，在一番精进修持之后，也成为禅宗的一代祖师。
《阿含经》说：「闻善言，要着意。」我很庆幸生来就具有这种性格，每逢听到好的句子，都能牢记在心，给予活用，使我一生受益无穷。例如：
家师志开上人引用古德的「先作牛马，再作龙象」，让我肯定工作最神圣，服务最伟大；芝峰法师的「不要做焦芽败种」，让我随所在之处都不忘失菩提心；尘空法师的「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」，让我即使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，仍能坚忍不拔，无怨无悔；
东初法师的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，让我体会到：最佳的用钱之道，是使大众获得取用无尽的般若宝藏。
甚至童年时，外婆的「残缺就是美」、母亲的「排难解纷不是闲事」，还有教育家杜威的「重新估定价值」、一般人所误解的「图利他人」等，都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世的格言。
后来我自己在应事接物当中，也悟出了许多「一句话」，像：
「凡处世待人，都要皆大欢喜」、
「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」、
「为信徒添油香」、
「要做义工的义工」、
「肌肉是要活的」、
「你重要，他重要，我不重要」、
「感动是最美的世界」、
「忙，就是营养」、
「疾病就是良药」、
「不知道的乐趣」等，于弘法开示中一经提及，立刻就会在徒众之间流传起来，凡此令我感受到「一句话」所散发的力量。无怪乎坊间不乏有关「名人成功一句话」的书籍，多年前也曾经看到《普门杂志》到处为「一句话」的专栏而向人索稿。
后来有人告诉我：一句话固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，但「听时似悟，对境生迷」是一般人的通病，所以希望我将亲身体验说出来，好让大家能够玩味其中的含意。回想我的一生，曲折多变，苦难连连，确实有很多「一句话」的故事值得作为现代青年励志的参考。因此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开始，我不揣浅漏，将一生事迹，藉著「一句话」作为引子口述出来，由弟子满果︵辅仁大学、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︶整理记录，贡献给大家。《普门杂志》得知，率先争取连载，海内外著名的《远见》、《讲义》等杂志也曾索稿刊登。经过七年的时间，我终于完成了一百篇「一句话」，而今结集出书，订名为《往事百语》。
犹记得七年前刚开始撰写《往事百语》时，心里曾经盘算著，如果每个月都为《普门杂志》提供一篇的话，也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到达一百篇，万一我才完成了六十篇、七十篇就往生了，如何成为「百语」呢？当时有人说：即使真的如此，弟子继续师长未竟之作，古有前例，比比皆是。如今《往事百语》居然在我自己生命过程中留下历史，真是令人欣慰。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多年来，读过《往事百语》的人经常让我分享他们的法喜：
有的说，懂得「心甘情愿」之后，做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；
有的说，了解「难遭难遇」之后，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意义；
有的说，「敢，很重要」，使他们在遭逢困境时，仍能抱持信心，冲刺到底；
有的说，「忙，就是营养」，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，产生无比的力量。
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深思体会，真正把书读到心田里，读到生活中，所以能有如此的感受。《往事百语》之任何一「语」都不是分别的意识所能认知的境界，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，用实践去印证，才能获得个中的意味。对于「一句话」如果轻易放过的人，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也百无一用，这就好比牛饮狼吞的人那里能品尝出「无心之茶，花红柳绿」？走马观花的人那里能看得见「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」？经云：「以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」诚乃不虚之言也。
此外，由于书中所述皆为自己经历过的往事，所以：
一、难免以「我」为主轴来发展文章的脉络，同时对于时代、事物也有所臧否，但绝非自我标榜，纯为就事论事，旨在将心路历程及所思所行写下来，盼能对大众有所助益。
二、地点、人物虽不免有重覆之处，但感受不同，如能仔细三思，咀嚼回味，必有一得。
三、承蒙学者专家撰文推介，愧不敢当，在此一并致谢，并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。
值此世纪交替之期，由衷感恩三宝加被，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，作为公元二千年及佛教东传中国二千年纪念之献礼。
是为序。
　
星云　于佛光山开山寮
一九九九年七月

同成佛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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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遭难遇

　我的一生中，有许多信念与习惯，其中，「难遭难遇」这四个字令我毕生受用无穷！　　
　　我出生在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──江苏扬州，我觉得这是一件「难遭难遇」的美事。家父忠厚老成，家母精明能干，童年庭训，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，兼而有之，我感到真是「难遭难遇」。在很自然的因缘下，礼志开上人披剃，他有着恢宏的气度，不希望我终生随侍在旁，因而及早将我付诸十方大众，进入丛林苦修，我能投皈在这么伟大的师父门下，实在是「难遭难遇」。　　
　　我出家的地方，是有「六朝圣地，千佛名蓝」之称的栖霞山。在古寺深山里十年，我看到春暖花开的寺周桃杏，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枫叶，我接受善知识炎热严威的考验，也尝到寒冬冰雪般的严峻教化，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，我衷心感到「难遭难遇」。及至行脚台湾，先是落脚在佛寺中，搬柴、运水、拉车、采购……无所不做。后来，又替人看守林产，日夜巡山，这一切「难遭难遇」的经验，无不是在磨炼我的心志，长养我日后淬励奋发的道念。　　
　　来台后，由于生性内向，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，编辑佛教刊物，但以食宿无着，而改从事佛教教育工作。未久，却遭佛学院因故停办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只得鼓起勇气，走入社会弘法。就在这种机缘下，我开始与大众广泛接触，养成我「以众为我」的习性，可谓「难遭难遇」。　　
　　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，多少国家邀我讲经弘法，但我因不懂英文，只得婉拒好意；多少寺院请我主持法会，我也因不擅梵呗唱诵，而辞却盛情。现在想想：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得以安心办道，专意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己志，这何尝不是一种「难遭难遇」的因缘呢！当时台湾寺庙囿于思想保守，不易接引青年学佛，欲培养佛教人才，唯有自设道场一途。佛光山，就是在这种理想下开辟而成。所谓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所有的困难阻挠、贫乏空无，无一不是「难遭难遇」的逆增上缘。　　
　　一九八五年，我自佛光山退位后，承各方信徒爱护，未曾将我遗忘，这里邀我讲经，那里请我弘法，在盛情难却之下，日子未见清闲，反益形忙碌。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，足迹遍布海内外，使我结缘更广。虽然舟车劳顿，总有一股「难遭难遇」的法喜，鼓舞着我精进不懈。「国际佛光会」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诞生，各地会员也正急遽增加之中，佛教发展至此，可谓永劫剎那，「难遭难遇」。　　
　　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、喜舍协助，即使是点滴恩惠，在我心目中，永远都是「难遭难遇」的善缘。例如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，物资缺乏，一文不名，每天只能就着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。数个月后，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拣来给我使用。供养虽非珍珠玛瑙，出自一片诚心，却是「难遭难遇」。　　
　　年轻时，经年累月，三餐不饱，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、两片面包，给我止饥。清夜自扪：我何功何德？彼此又是萍水相逢，承她厚爱，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，此种恩情，「难遭难遇」。王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，但凭一股信佛虔心，拿了我所撰写的《无声息的歌唱》和《玉琳国师》，沿门兜售，竟然各卖了两千本。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，一盒粉笔、一个幻灯机，她都赞助，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，尤其感到「难遭难遇」。现在我将高龄九十多岁的王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，颐养天年，也算聊表寸心。　　
　　二、三十年来，不少青年学子随我出家为僧，本着「有教无类」的精神，我对他们牺牲奉献，现在有八百僧伽之多，更有许多护法居士，奉行佛光山「人间佛教」的宗旨，尤以支援建寺，帮助印经，发心服务，出钱出力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令我不时有着「难遭难遇」的感受。　　
　　春风秋雨固然可以润泽群生，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万物。青少年时，师长们无情的打骂，无理的要求，孕育我服从、坚忍的性格，使我安然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惊涛骇浪，这种「难遭难遇」的教育方式，实在功不可没。　　
　　初出道说法，往往为一句讲辞、一段例证而斟酌半天，案牍劳神，及至今日，在各地奔波，或广开大座，或随缘法施，信口道来，只觉得俯拾即是佛法。大众慈悲，肯听我演讲，促使我深入经藏，慧解熏修，每思及此，唯有一句「难遭难遇」，足以略表心中无限感激。　　
　　有人欺骗我时，自忖我是出家人，就必须宽大为怀；有人毁谤我时，自思我是出家人，就不会寻仇报复；有人加害我时，自许我是出家人，就需以慈心相向。长年经历困顿蹇厄的环境，并没有将我打倒，唯愿天下苍生皆得福禄寿喜；经常遇到无理取闹的众生，也没有令我气馁，唯有祝祷法界有情智慧如海，明理通达。所有的冤亲债主、荣辱毁誉，透过「难遭难遇」的信念，化为忍耐、宽容，便能逆来顺受，甘之如饴。　　
　　生命中一切好坏荣衰，都因为我有了这个凡事作「难遭难遇」想的性格，而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与幸福！
　　
　　(佛光廿六年－一九九二年七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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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

　　一九五二年起，我负责编辑《人生杂志》，前后有六年之久。记得有一次，发行人东初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无穷。　　
　　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，因为没有钱，养成不购买的习惯，甚至不积聚的习惯。这个习惯，对我一生帮助很大，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习惯而来。因为我没有钱，我不积聚钱，但我非常会用钱。有钱是福报，会用钱才是智慧。　　
　　一九五一年，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，台湾省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，对于一般人而言，这是一笔微乎其微的数目字，但是，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，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，五十元对我来说，也算是很多了。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，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以后，几乎身无分文，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，能为教界所用，深深感到非常欣慰，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？原来，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过了两年，我到了宜兰念佛会，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，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！当时，耶教十分盛行，于是，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，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，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，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，好让世人知道：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，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。另外的一百五十元，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《人生杂志》供信徒阅读。一九五四年，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，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(慈惠)、吴素真(慈容)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，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。我每月如是，后来，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，阅读《人生杂志》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，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稚园，为寺院道场服务。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一九五六年，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，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，帮助青年设置「佛教文化服务处」，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。甚至后来供慈庄、慈惠、慈容、慈嘉、慈怡等人赴日留学，当年，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，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。结果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他们在学成归国后，均以所学奉献佛门。几十年来，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，甚至到国外参学，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。这些都一再证明了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，是一句至理名言。　　
　　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，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，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，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，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，负责养他教他，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，美国耶鲁、天普、加州，法国巴黎，日本驹泽、佛大、大正、东京，印度国际，韩国东国等大学的留学费用，更为可观。此外，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，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，每年所费不赀。我从不叫穷，也不为难，因为，我以为：不播种，就没有收成；有钱不用，纵使积聚再多，也不是自己所有。　　
　　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，我一点也不吝惜，但是，布施金钱给人，最难的是公平恰当。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，其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，所需不一，所以，我就把钱置于一处，随其自取，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，才是真正的平等。　　
　　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，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，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，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，还有其他的文宣、交通费用等等，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，实在是非常困难。然而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，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，常常系紧裤带，饿着肚皮，到各处广结法缘。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，我出钱在电台广播，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，让法音宣流，十年如一日。　
　　如今台湾佛法普及，岂不是当年遍洒各地的菩提种子开花结果了吗？我们不要怕花钱，因为，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在编辑《人生杂志》时，我据理力争，建议将本来的篇幅由二十页增加至二十八页，以飨读者，发行人要求我补贴多加八页的费用，我没有钱，但也硬着头皮答应，从此每日更加省吃俭用。花钱还是小事，我往往因为社内编校仅我一人，只得日夜焚膏继晷，绞尽脑汁，改稿撰文，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写作的园地，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、《玉琳国师》都是我那时的作品，久而久之，竟然也磨炼出我会写文章的笔来。佛教讲布施，看来好象是给人，实则是给自己；如果当初我吝于出资，也就无法培养自己敏锐的觉知与思考的能力。现在想来，真正是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有了写作的习惯，我更发奋笔耕，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，每次以所得稿酬，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。我并非好施小惠，我不望回报，只想以此广结善缘。后来，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，前来学习佛法；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，在买卖之间，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，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。后来，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，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，于此，更印证了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我不但编辑杂志，还自掏腰包，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，《菩提树月刊》、《人生杂志》、《觉世旬刊》，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，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。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，以便思惟与佛法契合，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，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。果然，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，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，发挥了力量。我深深感到：少少的钱，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。诚然，花钱，不光是买自己的所需，最好能买取智慧，贡献大众。　　
　　还记得二十六年前，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，卖价一双三十元，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；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，在中途彰化午餐，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，我都付给五块钱。人皆怪之，我却感到理所当然：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，身为佛子，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，期能拋砖引玉，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，如此一来，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，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，方便大家吃素，岂不一举两得？　　
　　我常到香港，香港的计程车经常拒载出家人，我若乘坐一次，都以双倍的车资给他，希望能改变风气。后来，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，例如：我到澎湖去布教，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，回来之后，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；我到「泰北」去弘法访问，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，左看右看，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，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，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我只是实践我「小小布施」的心愿。　　
　　率团出国，观光名胜，我也总是率先购物，俨然一付采购团团长的模样，其实我自奉甚俭，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，只是我知道：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，就会跟进，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，也是好事。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，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，也会被我斥责，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，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，我们怎么忍心还价。　　
　　我没有购买的习惯，但要买时，从未想买便宜货，总怕商人不赚钱。我以为：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，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品质的改良创新。钱，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，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、大家的富贵。如此一来，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，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。」
　　一九六三年，我创办寿山佛学院，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。于是，我节衣缩食，以便支付钜额的教育费用。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，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，替丧家通宵助念，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。此外，我一有了红包，即设法添置设备：一次购买一张、两张椅凳，三本、四本图书，点点滴滴累积下来，教室就这样一间间增多了，图书馆也成立了好多间。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，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「大家」买的，而不是为「个人」买的。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想来也不过是向来「以众为我」性格的延伸。　　
　　二十年前，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，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，即曾以十万元赞助；就在那时，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，唯囿于经济困难，无法如愿，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；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，以增进其阅历……，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。如今，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，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……，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，心中也不免欣喜。只要我们能以「享有而不拥有」的观念来理财，自然能时时分享到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乐趣。　　
　　一九五○年，煮云法师从舟山撤退到台湾，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，从此，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，过了两年；早年开山时，万般困难，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，念及他是长者，我也尽力筹措，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，心中也有不满。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，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，当时，我自理都稍有困难，遑论顾及他人，但我还是多方设法，满足所需。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，即使曾经对我不起，我也不念旧恶，时予资助解困。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，我也尽己之力，顺应所求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，一副焦急的模样，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，还自愿出钱帮助，解决困难……。我不富有，但肯散财，我不曾因此而贫穷，「钱用了」，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，「如同己有」，夫复何求？只是有些厚颜之士，往往狮子大开口，索资数万乃至百万，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，但我不愿给予，因为金钱是「净财」，不能让它成为「脏钱」。　　
　　我于各处弘法时，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。早期迫于经济穷困，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，以充购买之资；为了节省运费，我总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，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回，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，认为我是在跑单帮，经营生意，我从不加以辩解。　　
　　一九八三年，我在佛光山增建「佛教文物陈列馆」；一九八八年，我在美国西来寺建了「佛教宝藏馆」；现在，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教法物。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，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。虽然成立以来，年年均因维护费用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，但是，从来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，我更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看似冰冷的文物，实则蕴含了无比丰沛的生命，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，无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，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建设，才是无价的财宝。钱财，不只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，更应该用来庄严众生的慧命。　
　　三十五年前，曾经有一个贫穷的小女孩，因人介绍，前来找我，表示要跟随我学习佛法。那时，我自己托身何处都感困难，只有婉言拒绝，但在她临走时，我又非常不忍，当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相赠，以为她另寻佛学院，作为学道之资。没想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，她居然以十万倍的捐款作为报答，并且护法护僧，不遗余力。她，就是素有「黄仙姑」之称的黄丽明居士。对于此事，她津津乐道，而我更加确定：「钱用了」，不但「是自己的」，而且还有百千万倍的利息。布施金钱，不是用来买一份虚名，不是在于数目的多寡，而是以一份诚心来赢得自己的欢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！　　
　　我不但布施他人，也常常周旋于弟子徒众间，解囊纾困：佛光山单位与单位间，有时或因权责问题，或因财务困难，或因立场不同，而对某些需要用钱的个案争论计较，我知道后，一句「我出这笔钱」，自能化干戈为玉帛。佛光山多年来平安和谐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获吗？因此，我始终坚持：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！」　　
　　因为我有这种「钱，用了才是自己的」理念与不储财的性格，佛光山也一直本着「十方来，十方去，共成十方事」的宗风来安僧办道，多年来，不但未曾有些许盈余，反而负债累累，虽然日日难过，但也日日过去，倒也相安无事。佛光山没有人抢着去当当家住持，争着去管理财务，大家凭着一股牺牲小我的精神来服务社会，奉献众生，说来也是我的福气，比拥有金钱更具有意义啊！　　
　　反观涛涛浊世中，一些人坐拥财富珍宝，出入汽车洋房，一旦死后，尸骨未寒，不肖子孙即为分配财产而争论不休，生前的所有钱财不但带不走，尚且形成后世的祸源，宁不悲乎？还有一些人，汲汲营营，贪图小利，放高利贷，招人标会，于金钱之积聚无所不用其极，到头来倒债倒会，一生的辛苦还是归为别人所有，宁无悔乎？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，即已说明：财富是五家所共有──水火、刀兵、盗贼、暴政和不肖子孙，因此教我们要布施结缘。有一首诗将这些情况描写得十分贴切：　　
　　一粒落土百粒收，一文施舍万文收，　　
　　与君寄在坚牢库，汝及子孙享不休。　　
　　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一文不名，但是我从不自认贫乏，反而觉得世间处处都是财富：一句好话、一件好事、一个方便、一点友谊……，都是弥足珍贵。后来我有了供养，只以为这是宿因所现的福报，实不足为道，反而深深感到：金钱如水，必须要流动，才能产生大用。渐而体悟到：如何用钱，是一种甚深的智慧。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，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。所以，我深深觉得：拥有钱是福报，会用钱才是智慧。
　　
　　(佛光廿七年－一九九三年元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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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甘情愿

想要有所成就，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！人生在世，若能时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，必能有苦时不觉苦，有难时不觉难，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，而无事不办，无愿不成。
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，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，一个是我。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，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。因此，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。
师兄在年轻时，比我更苦，因为做人老实，不很聪明，经常被人欺侮，被人冤枉，像小媳妇一样，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，要受很多的委屈。有时被骂、被怪得太多了，我看不过去，上前安慰他，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：“没有关系，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！”
他的忍耐，他的无争，他说话旷达的语气，磊落的胸襟，令我钦佩不已，我于是将这句“心甘情愿”的话，牢记在心。
后来，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，尤有甚者，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，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，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。不准看，不准说，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、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，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；而物质之奇缺、作务之辛劳，更是令人难以想像！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，不以为苦，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作为我的座右铭。出家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；读书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；苦行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；各种打骂委屈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，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，就成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。
我最初离开丛林时，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只凭着因缘际会，抱持坚忍负责、心甘情愿的认知，以勤补拙，谦冲学习，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。
二十二岁，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，是1948年，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，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联合同道创办《怒涛》月刊，奔走鼓吹革新思想，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。尽管多次几至死地，但是我们仍然抱着“心甘情愿”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，屡仆屡起，愈挫愈勇。
随着政府来台之初，到处人心惶惶，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，总是遭到拒绝，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。虽然当时也曾有《今日青年》杂志邀我当编辑，更有《戡战日报》聘我为记者。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：既然身为出家人，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，怎么可以舍本逐末？因此一一予以婉拒。多少的日子，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；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，不识时务，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，只想一心一意作好“和尚”的本分。
后来，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，我早起晚寐，做种种粗活：拉车买菜、担柴运水、看守林园、跋涉收租，乃至洒扫扒粪、掩埋死尸……，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，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，我“心甘情愿”以劳力作务来报答。
在工作之余，我为教撰文。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，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，而建议改良拜拜，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，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。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，一无所有。
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，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，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，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，因为只有“弘法利生”才是我毕生的志向。
有一天，正在提笔写作时，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，苦口婆心地对我说：“法师！你要去工作，不然你会没饭吃唷！”后来，我才发觉，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，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在那个年代里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、爬方格子的文人。虽然如此，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，我还是笔耕不懈。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，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，即使没饭吃，我也“心甘情愿”！
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《人生》月刊，我节衣缩食，自掏腰包，购买邮票稿纸，还倒贴车资，前后达六年之久。为了办好《今日佛教》，我也不惮辛劳，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。多少个夜晚，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；多少次出刊，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。我默默耕耘，不以为苦，因为我已立定志向，“心甘情愿”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！
早年，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。因此，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，我都尊为上宾，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；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，我也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们写作，尽管耗时费力，我也“心甘情愿”，乐此不疲。
于今，一些出版界的朋友，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，我便“心甘情愿”作不请之友，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；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，我也帮助他行销。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，我也建议他们出版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和《世界佛教名著翻译论丛》，并且一再赞助他们。后来，他们财政发生困难，向我求援时，我也不计嫌隙，四处为他们筹款，不下数百万元，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，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，还是“心甘情愿”，力排众议，抢救了这两套书。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，我想是有目共睹的。
从《觉世》旬刊到《普门》杂志，从“佛教文化服务处”到“佛光出版社”，从《佛光大藏经》的编纂到《佛光大辞典》的发行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，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！
过去，我省吃俭用，每到一处，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，为了节省运费，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、经书圣典，国内国外，上机下机，出入海关，往往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，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。其实，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，“心甘情愿”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。后来，从台北到高雄，从国内到国外，因为我的努力，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，佛光山、西来寺、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，我的心愿逐渐实现，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，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收入屡赔不赚，还是觉得非常“心甘情愿”！
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，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，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当寿山寺落成时，我便决心创建达寿山佛学院，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。信众得知之后，无不为我担忧，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，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，便已捉襟见肘，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。甚至有人警告我说：“师父！你会因此没饭吃！”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，我以为：即使穷苦潦倒，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，我也“心甘情愿”。
因此，我还是坚持办学。从此我自奉更俭，每获些微供养，便购买桌椅文具，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。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，不主张赶经忏的我，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。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，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，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，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。后来，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，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，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，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？但是，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，佛法能够弘博世界，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，我都“心甘情愿”的啊！
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，更是含辛茹苦。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，由少不更事，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，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！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，难过兵役一关，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。每见及此，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。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，我还是欣然接受。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，往往力图阻止，并且痛切地说道：“师父！您真傻，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！”常常争执不下时，我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，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。
二十余年后的今天，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，凤毛鳞角只留下慧龙、慧军、慧藏、慧尚等人。目前他们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职事：慧龙是慈悲基金会的执行长，慧军是宗务委员会的宗务委员，对于佛教建设迭有创见。虽然是播种多，收成少，我已觉得弥足堪慰！目前，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，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，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？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：“师父！您真傻喔！”而我，还是那句话：我“心甘情愿”作一个“傻瓜！
二十九年前，我与南亭、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。不料到了后来，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，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。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，我总是一笑置之。
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，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，举其大者，如：1980年，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，不但南北往返，亲自授课，还要奔走各处，募集资金，可谓辛苦至极。办了三届，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，校方因故停办，心血尽付流水，我始终毫无怨言，毕竟办学培才是我“心甘情愿”的！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，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，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。
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，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，才能厥奏其功。最初，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禅精竭虑；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敬察频生冲突；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，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；甚至勒紧裤带，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。
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，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，在国外，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，在国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，还有普门中学。目前，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己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，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。我常常自己默念：为了作育英才，无论多么艰困，我都“心甘情愿”，面对挑战！
记得二十八岁那年，我到东部讲演，为节省运费，自己抱着大台录影机来回，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。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，我并不害怕，也不怨悔。因为我始终认为：我今日为度化众生，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“心甘情愿”的。何况行动不便，正可以安坐斗室，读书著作，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！后来因为传教忙碌，也忘了病苦，腿疾竟然不药而愈，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。
我曾经在宜兰、高雄两地之间，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；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，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。后来，弘法的邀约不断，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，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；而为了一句承诺，奔波百里，甚至洲际穿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直到现在，我虽己从佛光山退位八年，仍然不得空闲，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。只要有人要我，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，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，勤于赴会！
决意兴建佛光山时，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，个个都惊惧起来。他们认为：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，又何必千辛万苦，另外开山？在海外建立道场时，一些人又说：“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，那么大呢？”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，但是，为了安僧度众，我“心甘情愿”承受辛苦；为了弘化更广，我“心甘情愿”喜舍千金。
佛光山创建后，我为地方修桥铺路，兴学教化，甚至慈善救济，带动繁荣进步，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，谤佛毁僧。海外道场一一落成了，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。其实，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厚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，我在海外建寺，宣扬中华文化，为国人回馈世间尽绵薄之力；当初台湾接受美援时，贫穷辛苦，现在能施舍结缘于世界，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？人心之贪嗔愚痴，实在令人扼腕唏嘘！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、文化的传播，我还是义无反顾，因为我习惯了“心甘情愿”，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。
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，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；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；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；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。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，愿以拔苦与乐之心，利益普天下的苍生；我以平等恭敬之行，接引十方大众；我关怀国事，直陈建言；我急公好义，为民喉舌；信徒来山，我以礼相待；政要访问，我也竭诚欢迎；百姓邀约，我满其所愿；军警请法，我也乐说不拒。清夜扪心自问：为教为僧，我不遗余力；为国为民，我用心良苦；区区善意，从不望褒扬，但不意得来“企业和尚”、“政治和尚”之称。尽管如此，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，我“心甘情愿”背负讥毁，不以为苦！
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，好生羡慕，但是其中的辛苦，鲜为人知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弟子众尘劳，随意之所转。”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，或施以开导，或软言慰藉，或赞扬鼓励，或再三教诫……。此外，我更方便权巧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，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，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，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，成立各种的福利措施……。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，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，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，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！记得十年前，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，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，不仅不思回馈，反而耻笑同门；一些弟子们身怀长才后，贡高我慢，觅枝另栖。自己的心血、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，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，是否会迷失掉自己？
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，日夜精勤，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。如：宅心仁厚的心平，早年“心甘情愿”随我开山辟土，继任住持后，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，仍一本初心，无怨无悔；耐心柔和的慈庄，四十年前未出家时，脚蹬高跟鞋，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，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，历时十年，备尝艰难，一直都是“心甘情愿”，任劳任怨；才华洋溢的慈惠，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，“心甘情愿”地跟着我到处弘法，随侍翻译，并曾在大学任教；能干练达的慈容，自1953年皈投三宝后，便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，以瘦弱之躯，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，未尝稍懈；淡泊恬正的慈嘉，日本留学后，“心甘情愿”地回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，三十年如一日；其他如慈怡、心定、依严、依恒、慧开、依空、依谛、依淳、依法等……乃至我后期的弟子，如尼泊尔的满乘，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；美国籍的满仁，“心甘情愿”地以清除垃圾、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；韩国籍的李仁玉，于成功大学毕业后，“心甘情愿”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，服务人群……。他们的发心奉献，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，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，想要有所成就，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！
人生在世，若能时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，必能有苦时不觉苦，有难时不觉难，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，而无事不办，无愿不成。
(佛光廿七年－一九九三年六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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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临死亡，不要惊慌

我这一生，最敬重的人，就是我的外婆刘氏。抗战初起，她被日军火烧、刀砍、推入江中，所幸都能不死，她对我说：「面临死亡，不要惊慌！」后来，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，从不惊慌，外婆的话，对我影响最大。
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，我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，虽然惭愧鲜少建树，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，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，最难得的是：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。对于生死，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：生，未必可喜；死，亦未必可悲。
记得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，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，我想一跃而过，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，将脚丫子截成两半，顷刻间，鲜血如注，我随手撕开衣角，胡乱包扎一番，回去也没有看医生，过了些时候，居然自己愈合起来。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，外婆的话、外婆的勇敢精神，让我不懂得害怕，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
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，连河川都冻结成冰，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，在冰河上溜冰。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，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，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，心想把它捡起来，再走向前一看，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。正想转身离开时，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，刹那间，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，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。这时，我全身冰冷，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竟然像游魂似的，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，哥哥应声开门，问我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，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家人一再追问，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。
中日战争爆发那年，我才十一岁，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。那时，处处烽火弥漫，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，在后方的我们，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。常常天还没亮，兰花会、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，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著：「杀鬼子喔！杀鬼子喔！」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，也凭添几分紧张气氛。每当枪战格斗结束，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，丝毫不知「死」为何物。直到有一晚，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，情急生智，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，这才深深感受到：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！
次年，我在栖霞山出家。参学期间，饱受病苦的磨难。记得在十五岁时，我乞授具足大戒，因为燃烧戒疤时，戒师吹气太猛，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。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，疼痛倒不要紧，但脑神经已被烧死，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，但是没有半点怨尤。后来，靠著每夜礼佛祈求，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，我不但恢复了记忆，还比以前更加聪慧。一段意外的灾祸，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，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。
十七岁时，我染患疟疾，乍冷乍热，极为难受。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，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，即使得了疾病，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。我拖著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，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。大约一个月后，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，我捧著那碗咸菜，感动得涕泗纵横，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。于是，我立下誓愿：「在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，以报答师恩。」未几，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。
过了两年，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，不知怎的，全身长满了烂疮，历经数月，都未见转机。平日灼痛难耐不说，时值溽暑，脓汁和著汗水紧黏著衣裳，每次脱衣换洗时，身上的一层皮也随著衣服一齐剥下，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。当时，物质贫困，三餐不饱，更遑论下山就医。或许是命不该绝吧，我又熬过了一关。
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后，出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时，正值国共相抗，转为激烈，双方每天都派人携械四处查找可疑分子，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无日无之，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。一时之间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平日宁静纯朴的乡村，此时充满腾腾杀机。一天，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。关了十天以后，在往赴刑场的途中，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黄黯淡，心中倒不惊惧死亡，只是遗憾：「我现在才二十一岁，可惜啊！许多的理想与抱负还未施展，却即将赴死，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，刹那间就要消逝无踪了。而师父和外婆、母亲都不知道。」想着想着，忽然有一个人走来，带我步出刑场，逃过死亡。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令我体会到外婆的话：「面对死亡，不必惊慌！」实在有道理，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！
一九四九年，我随著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，由于当时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此从事渗透颠覆工作，我和慈航法师，以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籍僧众再度挤在牢狱中，不但不能躺卧休息，还备受綑绑扣押的待遇。就当年的情势而言，间谍只有死罪一条，我那时真的泰然自若，坦荡无畏。二十三天后，在吴经熊、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，才将我们解救出来。又一次历劫重生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念，从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愿力。
是年，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。有一回，我骑著一辆破旧的脚踏车，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，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，我一个闪身，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。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头朝下、脚朝上，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，散得一地都是。一阵天旋地转，金星乱冒，我合上双眼，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。
过了不知多久，我爬坐在地上，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，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，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死？是活？我摸摸头顶，捏捏四肢，感觉没有异样；又触触鼻孔，碰碰胸口，发现自己竟然还一息尚存，大难不死。赶紧起身，将脚踏车碎片一一拾起，用平日载货用的绳子綑好，扛在肩上，走著回去，一路上只惋惜著车子坏了，损失惨重，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是否无恙。这天，我在日记上写著：「平时是人骑脚踏车，今天是脚踏车骑人。」
二十八岁那年，为了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弘法团领队，扛著大型录音机前往花东宣传，不料却因此患了严重的腿疾，疼痛无比。医生说：「别无他法，只有将腿锯断，以免病菌蔓延，有致命之虞。」我听了以后，并不懊恼，自念：「腿锯断，不能行走，正好可以专心著书立说，从事佛教文化工作。」我一点都不觉惊慌，努力筹措锯腿经费，没想到过了些时日，竟不药而癒，自庆免挨一刀。但是就在四十年后，却在浴室内滑了一跤，自己把腿骨跌断了。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，是请护理人员告知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的弟子们：「我很舒适安乐！」两年来，我拄杖云游，远赴各地弘法如常。我确实未曾感到丝毫不便，反而觉得：人生有一点缺陷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一九五七年，蒙信徒赞助，在新北投温泉路购得一屋，将它命名为「普门精舍」。记得一个台风夜里，倾盆豪雨，如排山倒海般下个不停，忽闻屋后轰然作响，原来半山腰的落石滚滚而下。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，倾听千军万马似地呼啸不停的风声雨声，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险，只是慨歎：「如果房子被风雨冲毁，不但有负信徒美意，更让教界人士笑我福报不全。」次日天亮，风停雨罢，我信步踱出屋外检视灾情，只见山的上半部完好无碍，而山的下半部则因为完全崩落而架空，精舍居然没有被落石压垮，众人目睹此景，莫不称奇，并为我捏了一把冷汗，我只有默默感谢诸佛菩萨的庇佑。
一九八一年间，我的背部遽痛，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了我的Ｘ光片，告诉我说：只剩下两个月的寿命了！并且一再叮嘱：务必在几日内再来复检。我因为南北奔波弘法，一忙起来，也忘了这么一件事。一年后，医生再看到我时，大吃一惊，思维良久，才开口问我：「以前背部是否曾经受伤？」我左思右想，才记起数年前在台风天巡视灾情时，曾经从高处摔落地面，当时也是因为法务系身，而无空就医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淡忘了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：Ｘ光片上的黑点原来正是体内久积未散的瘀血啊！
我想起慈庄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宜兰念佛会任职总务主任时(一九六四年)，寿山寺落成，请他到高雄帮忙，他忽然吐血不止，特地请铁路医院的医师来检查，这才发现：他的五脏六腑全都腐烂多年，他却不以为意，每天依旧勤奋工作，忙里忙外，后来竟然又活了二十年。七十五岁时，还随我出家，年高八十，才舍寿往生。
在年轻一辈的徒众里，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，像永文，二十岁初来美国时，得了红斑血狼疮，他抱病苦读，终以优异的成绩，在一年内于美国完成专科学业，被全校师生誉为「超级女尼」；十年来，他受尽病痛的折磨，几度差点丧命，却依旧乐观勤劳，不落人后；现在担任美国西来学校校长，并主持《佛光世纪》发行工作。其它的弟子如依宽，在监督极乐寺工程时，曾被山洪冲下，几乎被埋骨在泥砂中；永满，因为尽责看守佛光山的停车场，而被恶民乱棒击打头部。但是他们从未喊苦，也不退缩，一本为法忘躯的精神服务大众，令我感到非常欣慰。
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，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，坐化而去；听到弟子的悲号，又张眼复活，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，再端坐舍报。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，在享罢祭祀之后，怡然长辞。晋朝徐明叛乱，劫烧民舍，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，贼欲斩师首，他却吟偈自称「快活烈汉」，贼众见状动容，非但不杀，还恭送回山，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；后来，他在死前预知时至，坐在自制的木盆里，放入河中，吹笛随流而化，三天后，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。其它还有丹霞禅师策杖著履站立往生，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，其它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，庞蕴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，更是传为趣闻美谈。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，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：放下执著，随缘放旷，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！
所谓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生死循环本是天地运转的常道，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平常心来看待死亡。更何况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了一副躯壳罢了，我们的意识(类似《远见杂志》所说的「生命口令」)，乃至业力还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递嬗至彼世。因此，生固然不是实有，死也不是真灭，既然如此，于生死又何惧之有呢？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当下，以创造继起的生命啊！
　
(佛光廿七年－一九九三年七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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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耐就是力量

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。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、讥讽、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，不名入道智能人也。」
一九五四年，我二十七岁，开始撰写佛陀传记，在《佛遗教经》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时，心中感触甚深，我检视过去颠沛流离的岁月，自忖若非凭仗忍耐作为舟航，如何能安然度过苦难连连的时光？我又盱衡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，人我是非的生存，自觉更需坚此百忍，方足以应付万难。从此，我时时刻刻以「忍耐」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圭臬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回顾往事，我深深感到：「忍耐」，实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
我出身贫穷的苏北，十二岁出家以后，生活更是清苦，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，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。二十三岁那年，我随政府播迁来台，在兵荒马乱之中，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，我身边一无长物，当时的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，我只得过著四处飘泊，风餐露宿的日子。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，摔到沟圳里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；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，晒得汗流浃背，头皮发麻。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，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。
后来，我从中坜、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，之后的十余年，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。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作母子兄弟眷属，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，都被我严辞拒绝。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，纷纷另谋出路。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，岂不也是随俗流转，又那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？所以，「忍耐」并不是胆怯，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、荣辱毁誉时，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，坚守自己的理想。
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，为了服务大众，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，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、饭菜行堂六年、担水司茶一年半。初来台湾，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，除了上课教书以外，我发心做一切苦役，每天打六百桶井水，清扫数小时落叶、水沟、茅厕，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，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。虽然与当地住众、信徒言语不通，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。只是有谁知道，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，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，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，继续未竟的工作。
后来，我以文字般若来弘扬佛法，开始搜索枯肠，熬夜笔耕。一九五三年，我走入社会，说法布教，为了准备讲辞，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，有时竟通宵未眠。佛光山开山初期，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。近十年来，我马不停蹄地在海内外讲经度众，建寺安僧，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。数十年来，无不是在「忍耐」忙碌、「忍耐」奔波、「忍耐」劳累、「忍耐」疲惫中度过，然而我不以为辛苦，因为「忍耐」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，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。
「英雄只怕病来磨」，我素来身体结实，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验让我苦不堪言，在丛林参学十载，我曾经生烂疮，发疟疾，虽然辛苦难耐，足以致死，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，为的是已将「色身归于常住，性命付予龙天」，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。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，抑是忍耐力量所致，我都能不药而癒。其它如感冒、牙疼、眼痛、脑热，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。所以及至年长，遇到再厉害的感冒，再严重的病痛，我也惯于忍住苦楚，继续弘法写作，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，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地恢复了健康。
近几年来，精力不复以往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眼疾、腿伤接踵而至，四肢五根也日渐衰朽退化，所幸头脑清晰如常，故而依然四处云游，弘法利生不断。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：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，只要我们肯「忍耐」，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，而在病时不觉病，苦时不觉苦，自觉「忍耐的力量」可以应付一切。
过去大陆的丛林教育非常传统，在聆听长老开示时，必须双手合十，如果讲话开示好几个钟点，等到放掌时，手已僵硬不堪。训练最严格的时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、六个小时，起身时，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进肉里，两脚酸麻就更不在话下了。纠察师手拿杨枝，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，一个动作不合标准，便是一顿鞭笞。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？而在平常，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，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。
记得有一回，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「国立教育学院」，家师听罢，骂我：「混蛋！怎可到社会念书？」还给了我两个耳光。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，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，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。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，动辄反抗，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？要想成大器，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「忍耐」。「欲成佛门龙象，先作众生马牛」，对于逆境，先忍之于口，是为下忍；再忍之于面，是为中忍；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，那才是上忍。
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，既不擅长梵呗，又不通晓经文，因此，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，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，往往安排工作时，我都除名在外；有时佛事开牌有份，临时又被取消；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，偶有佳作，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；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：如果我能有出息，太阳会打西边出来。其它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，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「当然的」，不值得计较，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，现在谁能知道呢？
乃至初到台湾弘法布教，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，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，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，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；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，乃至纠众持棍，怒目以对。对于这些差别待遇，对于这些误会滋扰，我从来未曾怨恨，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，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，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。所以，「忍耐」并不是退缩，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。
体肤的饥寒、筋骨的劳苦可以藉意志力来克服，心中的委屈、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。一般人最难忍受的还是名节的无端受损、人为的故意抹黑，然而在几十年间，这些我全部都遭遇到了。我在大陆时，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，要将我杀害；来到台湾以后，国民党又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，要将我枪毙。弘法初期，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，而被社会误解，被同门批评；有时为你戴红帽子，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，红帽子是解严以前的台湾可以砍头的罪名，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，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，只是尽己所能，为所当为。
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，我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，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，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，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，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，只是淡泊处之，默然以对。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，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。所以，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，而是面对毁谤讥讽，还能择善固执，无怨无悔。
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，行脚名都大邑，欣羡万分，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。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，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；为了一句承诺，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。近十年来，弘法邀约不断，往往由于行程紧凑，汗湿衣襟，却来不及更换，只得任著衣服湿了又乾，乾了又湿，身体的温度也随著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。一趟海外之旅下来，走访五、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，有时从热带到寒带，有时绕著地球走了一圈，舟车劳顿固然辛苦，适应不同的时差、天候、风土、人情更是艰困。
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，天气酷热无比，每晚睡不著觉，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，《海天游踪》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。一九九三年七月，我第七次走访印度，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，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，仍然强忍著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，主持法会，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。类似这种经验不一而足，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，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利益别人，自忖菩萨发心，犹能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，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。
忍贫、忍饥、忍病、忍苦、忍劳、忍打、忍骂还算容易，唯有忍气、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。
记得八、九岁那年，家乡缺水，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，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，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，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，要求我家理赔后事。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，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，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。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，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，直到出家以后，听说解仁保失业，无法维生，我心生恻隐，还是忍住怨恨，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，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。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，美丽的河山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，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，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，根据研判，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。十一岁时，我曾随著寡母四处寻父，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，尸首遍野，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。及至成人，我虽然有数次赴日深造的机会，终因国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弃。一九七三年，在政府的一再邀请下，为了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，我强忍多年来心头的痛楚，出任「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」一职。毕竟「冤家宜解不宜结」，过去的历史固然不容抹杀，一味的寻仇，只有加深恨意，唯有前瞻性的记取教训，防微杜渐，根本上促进彼此了解，互助合作，才是长久相安之道。
君不见东西德打破了耸立已久的柏林围墙，互相交流；欧洲各国也纷纷袪除过去的成见，为设立共同市场而孜孜努力，甚至以、阿之间多年仇恨，也因拉宾等人的一念之间而获化解。「忍耐」，实在是天地间最尊贵的包容雅量！「忍耐」，诚然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和平动力！
在海内外，我的在家信众多达百万；在佛光山，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，他们固然对我恭敬孝顺，我也奉献了许多精力心血，大处不提，就琐事而言，我容忍他们的差异性格，耐烦地循循善诱；我容忍他们的情绪用事，耐烦地谆谆教导；我容忍他们的不同意见，耐烦地从中调和；我容忍他们的不守时间，耐烦地予以等候。「忍耐」，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慈悲，是一种智能，更是一种艺术。由于我肯付出容忍耐烦，才能摄受他们来到佛门为大众服务。
幼儿以啼哭为力，然而一旦流出眼泪，力气也耗尽了；妇女以娇媚为力，然而一旦使出娇媚，气势也消失了；莽夫以拳头为力，然而一旦伸出拳头，正气也瓦解了。唯有真正的菩萨行者，他们以「忍耐」为力，以慈悲为力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所以能一鼓作气，排除万难，成就福国利民，饶益众生的丰功伟业。
虽说我一向推许「忍耐」，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时候，例如：当我在台上演讲，看到台下前面还有空位，而后面的人却没有位子可坐时，我会罣碍难忍；当知道别人受到侵犯的时候，我也会义愤填膺；当弟子怠慢客人，令人不喜时，我会上前指责；见闻好事，不即刻参与，我也会坐立难安。我以为：一成不变的忍气吞声，姑息纵容，并非「忍耐」之道。真正的忍耐应该是当仁不让，顾全大局，为众谋福。
我今已年近古稀，自愧还是在忍耐上不断学习、突破，在生活当中，对于佛说「忍」的三种境界体会颇多，我以为：「生忍」，是为要生存在人间蕴酿的耐力；「法忍」，是在转识成智，用佛法所产生的智能；「无生法忍」，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。能够拥有「生忍」，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；能够拥有「法忍」，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；能够拥有「无生法忍」，则在在处处，无不是桃源净土、自由自在的世界。
(佛光廿七年－一九九三年十二月)

同成佛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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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争气，不要生气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出兵侵略华北，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，根据判断，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。我家本来贫穷，遭此变故，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。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，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：
「孩子们，我们要争气，不要生气！」
我听了以后，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。
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，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。然而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后，没有人肯为了赚一、两毛钱，而冒著生命的危险渡河。那年我才十岁，看到这种情形，便自告奋勇，将衣服一脱，往头上一紮，跳下湍急的河流里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。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：「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！」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，我默默地告诉自己：「我还要更加争气！」
次年，我搀著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，路过栖霞山寺，在偶然的机缘下，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。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，只好含着眼泪，独自回乡。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，我在心中呐喊：「母亲！您放心好了，我会争气的！」
刚到丛林参学时，由于年纪还很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常常被同学取笑，这时，母亲的话浮上心头：「我们要争气！」于是，我加紧用功，发心工作，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。
初时摸索写作，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。有一回，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「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」，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，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。老师阅毕发回，评语栏中写著一首诗：
两只黄鹂鸣翠柳，
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同学们看到，在一旁嘲笑：「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！」
下一次的作文课，题目是「故乡」，我认真地构思布局，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，自觉是得意之作，数天后发回，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：
如人数他宝，
自无半毫分。
先前写得不好，是不知所云；这篇写得好，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。虽然如此，我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泄气，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，揣摩思考。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我的佳作频出，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，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。这时，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，更是受到瞩目。我更加深信：受到挫折委屈时，只有自己努力「争气」才有用处。
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，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，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，遣人叫我去问话。在一番开导之后，问起我的近况，我坦然告诉他，衣单不全，纸笔不周，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，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，说道：「你以为没有钱，我就会给你吗？明白告诉你，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，你也用不完，但我就是不给你。什么道理，我现在不说，你将来自然会明白。」
另一次，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，全身生满了脓疮，无钱医疗，在等死的状况下，我强耐病痛，写了一封信给家师，报告我的近况，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「你那装腔乞怜的信，我已收到。」
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，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，但是事后仔细反省，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，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，百般安慰，乃至给我钱用，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，我会很欢喜，他看了也会很高兴。然而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，能够坚强忍耐，自我争气啊！
一九五五年，当我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出版时，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。由于当时海峡两岸严禁来往，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，直到家师有了回音，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。我这样煞费苦心，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：我是争气的弟子，我不会让他失望！
一九四九年，我初来台湾时，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，却围坐了十五、六个人，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。
在走投无路之下，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，当我们一行三人拖著疲惫冰冷的身躯，冒著寒风细雨，走了半天的路程，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。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，已达一天之久，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另外一个人说话了：「某老法师交代，我们自身难保，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！」当我正想离开之际，同学叫我等一等，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，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，当时捧著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。吃完稀饭，向同学道谢以后，在凄风苦雨之中，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。
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验，我立下誓愿：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，广接来者。结果二十年以后，我实现了愿望，先后在台北成立「普门精舍」、「普门寺」，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。直到现在，佛光山的各个别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，方便来者用斋，而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，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。虽然在现代社会里，清茶淡饭、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自信一颗诚摰的心意却是无价的宝贵。
后来，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、幼稚园，乃至佛教杂志，也都以「普门」为名，凡此都是取其「普门示现」之意，希望徒众都能效法「普门大士」的精神，接引广大的众生。
常常我在静夜里回忆往事，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，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，愤而另作打算，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，心中真是不胜感慨！
至此我坚信，所谓的「争气」，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，而是争千秋大业；所谓的「争气」，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，而是求众生之福祉。
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，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，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，或失望退缩。
过了两年，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。当时民风保守，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，会把学生「带坏」，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，就不再请我教书。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，他请我教书，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。
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，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，所以，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，勇敢地面对大众，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。
从宜兰到高雄，三十年的弘法生涯中，首先是开创的新意受到保守人士的强烈杯葛，继而教界人士的一再排挤，使我几无立锥之地。对于我苦口婆心的建议改革，他们蓄意扭曲，存心破坏；中国佛教会害怕我当上常务理事，多方予以阻难；理事长几次不批准我的出国证件，甚至有一回，我应越南心珠上座之请，到越南参加国际会议，当我兴致勃勃地连夜坐车，从高雄赶到台北办理手续时，他们竟然当面严辞拒绝。直到数年以后，终因政府官员看不过去，出面仗义直言，才使我得以顺利出国，代表教界出席国际会议。然而这时一些同道们又刻意抹煞我为教为国折冲樽俎的辛苦成就，甚至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实报导，企图损毁我的名誉。
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，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，不免感到遗憾。为了佛教的发展，为了众生的福祉，我只有另闢天地，自我争气。
「路遥知马力，疾风知劲草。」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「人间佛教」理念，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。这十年来，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，在五大洲巡回弘法，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。
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：当我们遭逢横逆时，既不需要哀求怜悯，更不需要愤怒抗争。以愿心为动能，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；化悲愤为力量，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。
只要自己肯争气，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，择善固执，因为自助而后人助，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，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。
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，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难，最明显的例子如：三十年前的台湾，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，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，也遭有关单位驳回，说和尚不可上电视。有一回，我问他们：「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？」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：「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，真和尚不可以说法。」令人啼笑皆非。我告诉自己：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！」
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，制作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。此后，由「甘露」到「信心门」，由佛经讲座到「星云禅话」，由「每日一偈」到「星云法语」，我游走三家电视台，非但邀约不断，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，到现在电台自愿出钱的内制。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，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，纷纷前来洽商，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，想到佛法能藉此普遍流传，我也都欣然应允。
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，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，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，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。
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，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、慈善事业，而且都先后获得政府的表扬和肯定。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，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，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，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。
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，但也麻烦。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，经过十年的申请，于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；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，才成为合法的道场；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，险些被充公拍卖，靠著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，暂缓查封的时间，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。
本著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」的原则，我摒却弟子们跑政府机关请求关说的建议，宁可自己据理力争。在殷殷等待，频频被拒的日子里，我安慰气急败坏的徒众：「政府官员有一定的任期，而我们和尚却是做一辈子的！」道场万一不幸被拆，还可以重建；志气一旦自甘败落，则有如失根的花草，无所凭借。我凡事都以「一生」作为奋斗的目标，全力以赴，不做到最后一口气，决不放弃。事实不都证明了持志努力的「争气」，比暴虎凭河的「生气」更来得有意义，有价值吗？
披览圣典，翻阅教史，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，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，不也是「争气，而不生气」的最佳例子吗？他们基于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」的慈心悲愿，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，往往所争回的，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，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。我虽自愧有所不足，但常思追随效法。
反观今日的社会，心中不免感慨万千！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，而不惜争狠斗胜，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，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；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，却危害社会，贻祸子孙。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，不但一筹莫展，反而自暴自弃，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，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。
目睹国内的忧患，已足心忧；展望多变的世局，更是令人戚然。在国际上，外交、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，正向著我们步步逼近。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因应呢？我以为：醉生梦死，视若无睹，固然不该，但是螳臂挡车，或坐困愁城，也都无济于事，我们应该自我反省，自我奋发。因为唯有自我「争气」，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；唯有发挥自己的智能与团结的力量，才能得到国际友人的尊重！　
(佛光廿八年－一九九四年六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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